近日，神翻譯“雙鴨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ty）成功地引起了網(wǎng)友注意。事后作者解釋只是一個梗。其實，類似的神翻譯也曾出現(xiàn)過不少，比如大家熟知的“常凱申”和“詩人昆侖”事件，而這類笑話都是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后，回譯不正確惹的禍。

        回譯與漢字專有名詞回譯

        回譯是將A國語言書寫的B國文化翻譯成B國語言的過程?；刈g是由中國和外面世界文化交流引起的，許多單詞尤其是專有名詞都是通過直譯、音譯、補充、解釋等翻譯方式形成的外來語，對這些詞匯的回譯力求源語言與目標語言間的統(tǒng)一與一致。

        按理說，對于以B語言為母語的譯者來說，應(yīng)該比順譯，即將A語言書寫的A國文化翻譯成B語言更為得心應(yīng)手。其實不然，對于漢語文化的回譯，就潛藏著對譯者的考驗，它常常無異于一次對自己學識的招供。專有名詞的回譯是回譯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人名、地名、書刊文章名、官職頭銜名等。

        以漢字專有名詞回譯為例，我們只看漢語拼音也不能確定確切的漢字是什么，因為同音字很多；更難的是，我們只看拉丁字母并不能確定確切的漢字是什么，古今以來漢語的拼音方案數(shù)不勝數(shù)，而海外華人的漢字名基本不是漢語拼音，真正翻譯到位確實需要仔細研究和查證。比如“蘇”字，大陸和臺灣是Su，香港是So，澳門是Su，新加坡是Soh，馬來西亞則有Soh、Saw 、Soo三種。這就讓翻譯者了解多種漢語的拼音方案，特別是上世紀前半世紀通用的威妥瑪——翟理斯式。該拼音也稱“ 韋氏拼音”，是由英國人威妥瑪于1867年在《語言自邇集》中制定，翟理斯于1892年在《華英字典》中確立，被當時普遍用來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可見《澎湃新聞?翻書黨》2017年4月28日《20世紀上半葉最有名的漢英字典，收錄了12種方言的讀音》一文）。

        更有甚者，姓名是基于方言音的轉(zhuǎn)寫，Sun Yat-sen就是“孫逸仙”三字的粵語讀音。馬來西亞華人沒有固定的拼音，都是根據(jù)自己的母語讀音來拼寫，比如“陳”字就有Tan和Chan等讀音。對方可以根據(jù)姓氏讀音判斷他的祖籍地，讀Tan的一般是閩裔，讀Chan的一般是粵裔。還有一種情況，姓名中夾有外文名， 比如影視大王邵逸夫的英文名是Run Run Shaw ，是來自于本名邵仁楞的國語音。未來的學者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恐怕無法將Run Run Shaw和邵逸夫?qū)ι咸枴?/p>

        近代以來，一些外國漢學家由于喜歡中國文化，又往往起有中文名字，這更加增加了專有名詞的回譯難度?！度A英字典》作者Herbert Allen Giles的漢名是“翟理斯”；而他的搭檔Edward Harper Parker就沒這么好運，好多人將他譯作“帕克”，遺忘了他的漢名“莊延齡”。

        當代知名的回譯門事件

        在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shù)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某知名大學歷史系教師將Chiang Kai-shek 譯為“ 常凱申”，成為中國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學術(shù)笑料。

        原來Chiang 為“ 蔣”的威妥瑪拼音，對應(yīng)的漢語拼音為Jiang。新中國制定、推行漢語拼音之后，國內(nèi)不再使用威妥瑪拼音，但至今威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學術(shù)界較為流行。這里另外個坑是Kaishek為“介石”的粵語拼音，而不是根據(jù)普通話讀音的拼寫。Chiang Kai- shek其實就是“蔣介石”三字夾著粵語音的威妥瑪拼音寫法，而當事人不懂威妥瑪拼音，把方言音直接對接到普通話拼音，對照現(xiàn)代漢語拼音的相似音節(jié)翻譯，結(jié)果鬧出了笑話，蔣介石因此被人稱作“常公”。

        除此之外，此書還將費正清、林同濟、夏濟安等學術(shù)名人誤譯為“費爾班德”、“林T.C”、“赫薩”等洋味十足的陌生名字。

        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在相當范圍內(nèi)，威妥瑪拼音仍然是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一些涉及到我國重要史實并且載入重要史料文獻之中的本國知名人士姓名的英文拼寫方式依然沿用威妥瑪拼音。除了上面提到的蔣介石之外，眾所周知的另一知名人士就是孫中山。無獨有偶，他的姓名也有神翻譯存在。孫中山曾當過醫(yī)生，因此又被做孫逸仙醫(yī)生（Dr. Sun Yat-sen），結(jié)果被神翻譯為商雅森博士。在“常凱申”事件之前，國內(nèi)還曝出過Sun Tzu（孫子）變成了“桑卒”，Lao Tzu（老子）變成了“勞祖”的事件。這都是不知道威妥瑪拼音“子”字的拼音Tzu造成的。按照威妥瑪拼音的寫法，“子”“字”等漢字都是被拼成Tzu的。

        宋子文被西方人稱作T. V. Soong，那是他姓名威妥瑪拼音 Tsu-ven Soong的簡寫。如有學術(shù)界人士對此缺乏了解，會不會一鳴驚人翻譯出一個“宋電視”來？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泵珴蓶|的詞作《念奴嬌?昆侖》膾炙人口，不過，當它由德文被一名副教授內(nèi)銷譯成漢語后，作者竟成了“詩人昆侖”?！伴T修斯”是吉登斯的《民族——國家與暴力》一書譯本中孟子(Mencius)的不規(guī)范譯名，因譯名極不規(guī)范且廣為人知，所以，“門修斯”就成了一個典故，專門用來指代錯誤的譯名。

        古代地名的回譯

        近現(xiàn)代的人名地名需要回譯，古代的人名地名同樣也是如此。 我國東南沿海的城市，早在大航海時期就和西洋人有所接觸，留下了很多外文名。比如知名的有Liampo為寧波，Canton為廣州， Amoy是廈門。先說較容易理解的后兩者，Canton是來自早期西方人用“廣東”指代廣東省城廣州的習慣，Amoy是用了當?shù)亻}南語的讀音。Liampo來源就相對復(fù)雜了，和城市的本名相差有點大。 

        Liampo其實是Niampo的轉(zhuǎn)寫，Niampo之名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1554年。 當年，意大利人拉穆西奧編輯出版了《航海與旅行叢書》，該書的地圖中，Niampo被標在中國東海岸的陸地內(nèi)側(cè)，指的便是寧波城。Niampo應(yīng)該是歐洲對寧波城的最早音譯，而Liampo則還沒出現(xiàn)在地圖中，故這一地名的出現(xiàn)亦早于Liampo?！安ā睂?yīng)的po沒有問題（相當于威妥瑪拼音的po，普通話的bo）；而 “寧”在近代官話中讀nieng，看上去卻有很大的問題。根據(jù)漢語韻尾合并的規(guī)律，m →n →ng。當時的官話已經(jīng)完成了m并入 n的過程；而寧波話還處于m 、n 、ng三分的格局，ng是不會變成m的。所以，無論官話還是本地話，nieng都不可能讀成niam（或接近的niem）。

        但是，我們注意到一個關(guān)鍵史實的話，這個問題其實很好理解。一般來說，西洋人對漢字轉(zhuǎn)寫，或是發(fā)明拼音，是為了方便自己讀漢字，并不一定要與實際字音一致。意大利人利瑪竇是第一個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讀音的西洋人。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他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用自己發(fā)明的拼音對漢字進行注音。語言學家羅常培發(fā)現(xiàn)，由于意大利語、葡萄牙語、法語等羅曼語族文字，都是沒有把ng作為鼻音的，不過法文 m在韻母后變成鼻化元音，利瑪竇便用它來表示ng，跟m本來的音值沒有絲毫關(guān)系。后來，改良利瑪竇方案的金尼閣，在他的《西儒耳目資》里面也是用m來代替ng。

        這便是拉穆西奧將“寧”字韻尾ng變成m的原因。那么，聲母n如何變成l的呢？Niampo變成Liampo，是由葡萄牙人帶來的。嘉靖十九年( 1540年)左右，寧波轄下的雙嶼葡萄牙居留地逐漸形成。葡萄牙人占據(jù)雙嶼之后，把舟山群島以及對岸的寧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帶稱為Liampo。此詞應(yīng)是從Niampo的音轉(zhuǎn)，因為葡萄牙人先接觸閩南人，而閩南語l、n混，Liampo便是閩南語的寧波音讀。這便是“寧波”被拼成Liampo的曲折過程?，F(xiàn)在，知道Liampo是寧波的大部分人，基本是通過西洋古地圖位置判斷出來。歷史上，要是Liampo只出現(xiàn)在西洋純文字書籍中，沒有地圖作為輔助工具，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人，恐怕會被翻譯成為戰(zhàn)國名將“廉頗”了。

        這個積非成是的地名，在歐洲流傳了一百多年；明末清初時期，被衛(wèi)匡國糾正了。他的《中國新地圖集》（又稱《中國新圖志》）是早期歐洲人所繪制的中國地圖當中質(zhì)量最好、影響最大的一本中國分省地圖集。衛(wèi)匡國根據(jù)官話時音為各地注音，在地圖中修正了相當部分的錯誤地名。對于寧波的介紹，他是先從Liampo這個早期葡萄牙人口中的詞匯說起，并敏銳地指出，它與城市的本名有點出入；在他的筆下，寧波被賦予了Ningpo這一拉丁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