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國際漢學翻譯家大會在北京大學閉幕。兩天的會程，來自1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漢學翻譯家與會。“自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對在歐美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出了許多貢獻，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漢學和中國研究畢竟不是歐美學術的主流，自身難免有其局限性。近三十多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經(jīng)濟上取得極大發(fā)展，在國際政治方面也逐漸發(fā)揮更大作用，使得歐美和全世界都越來越注重中國，也相應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毕愀鄢鞘写髮W的著名學者張隆溪以《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與挑戰(zhàn)》為題作了演講。

　　自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海外漢學和中國研究對于在歐美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出了許多貢獻，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漢學和中國研究畢竟不是歐美學術的主流，自身也難免其局限性。近三十余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在經(jīng)濟上取得極大發(fā)展，在國際政治方面也逐漸發(fā)揮更大作用，使得歐美和全世界都越來越注重中國，也相應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一方面，國外有越來越多的人愿意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歷史、哲學、文學和文化，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中國國內(nèi)也希望把自己的文學和文化介紹給外部世界，把中國文學作品和人文研究的成果翻譯成外文，傳播到海外。然而由于中外文化、社會和思想意識各方面都存在差異，要成功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化，并非易事，而且會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zhàn)。如何了解和應對這些問題和挑戰(zhàn)，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漢學與中國學術

　　讓我們首先考察漢學和海外的中國研究。所謂漢學，是從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場和觀點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內(nèi)部看中國。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老話，或蘇東坡《題西林壁》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詩句。這樣看來，作為國際學術一部分的漢學，因為是“旁觀”，有一定客觀和批評的距離，往往可以對中國和中國傳統(tǒng)有獨到的看法，對中國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傳統(tǒng)，都有啟發(fā)借鑒的意義。西方漢學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不僅其立場觀點不同于中國學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漢學家往往有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把這類社會科學方法應用于中國研究。這當然會形成漢學研究不同于中國本土學術的特點，但同時也可能產(chǎn)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傲慢與偏見”，即以為中國和中國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對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其實是一種西方理論的傲慢，也因此產(chǎn)生其狹隘的局限。

　　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只說到問題的一面，還有另一面，也可以用兩句老話來概括，那就是“隔霧看花”、“隔靴搔癢”。從外部觀察固然可以有一定客觀距離，但也未嘗不會失之粗疏，沒有直接經(jīng)驗的真切體會。其實廬山之大，無論站在山中還是走到山外，都不可能窮盡其貌，這正是東坡要告訴我們的。東坡這首詩雖然結尾兩句很有名，但開頭兩句才真是說出了觀察理解任何問題的復雜多變，因為他說得很明白：“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廬山面目是變化的，依據(jù)我們所處位置不同而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把這個道理用來理解中國，我們就可以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國，就必須從不同角度看，把看到的不同面貌綜合起來，才可能接近于真情實貌。換言之，漢學和中國本土的學術應該互為補充，漢學家不能忽略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也不能不了解漢學家的著述。中國和海外學術的互動交往已經(jīng)越來越頻繁，所以我曾撰文說：“我們早已經(jīng)該打破‘內(nèi)’與‘外’的隔閡，拋棄‘社會科學模式’自以為是的優(yōu)越感，也拋棄西方‘理論復雜性’的自傲，整合中西學術最優(yōu)秀的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堅實可靠的基礎，在獲得準確的認識方面，更接近‘廬山真面目’?！?/p>

　　西方漢學本身發(fā)展的歷史，對我們了解漢學與中國學術的關系不無幫助。最早從歐洲到中國并在文化的互動交流方面產(chǎn)生影響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從意大利來到明朝末年的中國，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會，與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多有交往，用中文撰寫了《天主實義》等多部著作，其影響不可低估。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又把中國的古代典籍用西文介紹到歐洲，以書信和著述陳述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在啟蒙時代的歐洲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歐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對中國形成良好的印象。但利瑪竇死后，教會內(nèi)部產(chǎn)生了所謂“中國禮儀之爭”，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成為爭論焦點，不斷得到強調(diào)，而爭論的結果，利瑪竇和耶穌的“適應”策略被梵蒂岡教廷否定。在中國方面，康熙皇帝則禁止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鴉片戰(zhàn)爭后，中西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更多新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對中國的看法與耶穌會教士相比，也很不一樣。無論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了解中國的西方人是傳教士，西方大學里最早聘請的漢學教授，也大多是傳教士。傳教士在中國社會，尤其在醫(yī)療和教育方面作出的貢獻，近年來已引起很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得到肯定和嘉許。但“禮儀之爭”中堅持原教旨和教義純正的一派，批評利瑪竇和耶穌會“適應”策略對異教的中國文化讓步過多，于是轉(zhuǎn)而強調(diào)中西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中西之間設立起互不相通的對立。這些純粹派的思想觀念對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溝通的努力，到現(xiàn)在仍然還有一定影響。

　　中西對立的觀念從“禮儀之爭”時已初見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學術形式，往往上升到思想和哲理的層面。法國社會科學家和人類學家列維·布魯爾區(qū)分原始部落人與歐洲人的思維方式，認為原始思維是審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邏輯的，只有歐洲人具有邏輯思維能力；與他交往甚密的漢學家葛蘭言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國人之思維》一書。稍后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討論基督教傳教在中國之所以不成功，也歸結為中國人思維方式與歐洲人根本不同，并斷定中國語言缺乏明確的語法，中國人的思維沒有抽象能力，中國人缺乏對超越、精神和抽象觀念的理解能力。這類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學界有一定影響，如法國學者于連就連篇累牘地著書立說，把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描述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思維和兩種文化形態(tài)，中國乃是西方絕對的“他者”。這類看法在法國固然有一個連續(xù)幾代學人的傳統(tǒng)，但又不僅止于法國學者。美國學者尼斯貝特2003年出版了一部闡述文化差異的書，標題就把大意說得很清楚：《思想的地理學：亞洲人和歐洲人思維如何不同及其原因》。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多年、專門研究古代中國的漢學家古德煒，按理說對中國古代典籍應該不會太生疏，但他在一篇文章里為了強調(diào)中國與希臘截然不同，就以古希臘神話中詭計多端而巧言善詐的奧德修斯為例，說古代希臘人認為表面現(xiàn)象都是虛假不可信的，有所謂“認識論悲觀主義”；而與此相反，古代中國人則大多相信表面現(xiàn)象是可靠的，抱著所謂“認識論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墒恰独献印菲呤虏皇蔷捅г拐f“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么？《孟子》離婁章句上不也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么？無論道家或儒家，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說，人們往往連淺顯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動都有問題。這哪里有什么中國人“認識論樂觀主義”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傳統(tǒng)當然有這樣那樣的差異，但把兩者說得截然不同，互相對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我們要跨越文化差異，溝通中西思想和傳統(tǒng)，就必須批判這種絕對式的文化相對主義，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場來理解對方，在比較之中既見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點，又避免把差異簡單化、絕對化，形成文化之間的隔閡。

　　翻譯與文化理解

　　造成隔閡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個語言差異的問題，但復雜文本的翻譯又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問題。中文的確是很復雜的語言，有時候即使著名的漢學家和翻譯家，也難免出錯。亞瑟·韋利大概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日本文學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譯家，他譯的《詩經(jīng)》和《源氏物語》堪稱經(jīng)典，他節(jié)譯《西游記》中描寫孫悟空的精彩章節(jié)，題為《猴王》，也十分成功。但就是這樣一位大翻譯家，也居然把“赤腳大仙”誤解為“紅腳大仙”，誤解很難完全避免。著名翻譯家華茲生曾譯《莊子》《韓非子》《史記》等中國重要著作，很有成就。但仔細查看之下，偶爾的錯誤也在所難免?！肚f子·外物》結尾有這樣一段有名的話：“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華茲生的譯文讀來很流暢，但卻未必妥當，因為問題不在譯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義的理解和把握。莊子原文前面幾個排比句，重點都在說明語言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就像捕魚的竹籠、捉兔的羅風，一旦抓獲了魚兔，就可以丟棄在一旁。接下來莊子發(fā)問道：“我怎么才找得到一位忘言之人，可以和他說話呢？”言下之意，世人大多只記得言，而不能得所言之意，所以莊子有此一嘆。華茲生的譯文固然是“忘言之人”，可是英語里的完成時態(tài)表示此人已經(jīng)忘了言，然而莊子尚未“與之言”，那么他忘記的就并非莊子之言，也就不是莊子要找的人。莊子希望找到的是能夠忘記他的言之人，因為這個人才會得到他所言之意。這聽起來有點奇怪，但莊子的話往往都出人意料，超乎常理，要表達莊子這句話的原意就需把譯文稍作改動，把完成時態(tài)改為將來時態(tài)：這看起來只是動詞時態(tài)一個小小的區(qū)分，但在意義上卻有根本的差別，關乎莊子哲理的準確表達。這里舉出兩位翻譯名家的白璧微瑕，絕無意貶低他們的成就和貢獻，而只是想要說明翻譯，尤其文學、哲學之類復雜文本的翻譯，絕不是懂兩種語言就可以勝任，卻要求對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許許多多翻譯成中文的作品，當中誤解和誤譯的地方也很不和，道理也一樣。

　　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表達問題，因為在一般語言表達能力之上，要有文體、風格的意識，要熟悉并且把握學術語言規(guī)范等其他許多方面。學習外語達到能夠基本表達意思，并不是很難，但能夠做到像使用自己母語那樣使用外語，尤其寫作能達到正式發(fā)表出版的水平，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漢學家很少人直接用中文著書立說，中國人自己翻譯中文成外文，往往吃力不討好，都可以說明這一點。近年來我因為編輯這一套叢書，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譯為英文出版，常常審讀譯稿，在這方面頗有些感受。翻譯不是自己寫作，而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在大環(huán)境里往往不算自己的研究成果，于是教授學者們很少人愿意做這樣的工作。能夠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人很少做翻譯，而且做也不見得就做得好，是翻譯中文著作成英文，大多還是依靠母語是英語的譯者。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有一本評價頗高的《晚唐詩選》，他在序言一開頭就說：“翻譯中國詩的藝術是意象派運動的一個副產(chǎn)物”，又說“中國詩最好的譯者多半是詩人或愛好寫詩的人，依靠修改別人譯的初稿來翻譯?！边@當然是說，中國詩最好的譯者是以英語為母語而又會寫詩的人，哪怕他們的中文水平不見得很高，但他們對詩的韻律有特別的敏感，依靠修改別人在傳達意義上也許更準確的初稿，就可以把中國詩翻譯成英美讀者更能接受，也更能領會其妙處的英語詩來。其實當年林紓翻譯西方小說，就正是這樣的情形。由于意象派以來英美現(xiàn)代詩首先注重意象，如何傳達意象就成為翻譯中國詩最重要的任務，而為了意象，往往不得不舍棄原詩的格律形式和音韻。葛瑞漢把現(xiàn)代詩的感覺與西方讀者的期待講得很清楚，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他認為，翻譯中國詩最好由英美人來做。這話雖不能說百分之百正確，但也的確有一定道理。前不久北京大學許淵沖教授獲得國際翻譯家聯(lián)盟頒發(fā)“北極光”文學翻譯獎，但許教授的翻譯在國內(nèi)就曾引起不少爭議，在國外本來幾乎沒有人注意，獲獎之后則有從事文學翻譯的人批評。當然，批評并不是壞事，但如果翻譯成外文的作品外國讀者大多不接受、不欣賞，翻譯就沒有達到本來的目的，失去了意義。

　　出版信譽與合作的問題

　　翻譯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取決于好幾個因素，譯文質(zhì)量當然重要，但也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應該承認，由于政治和制度的原因，英美和歐洲許多讀者對中國出版的書往往還抱著一種懷疑態(tài)度，總是不大信任。這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翻譯與傳播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自己出版外文書刊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從目前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與國外在學界和讀者中享有良好聲譽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翻譯作品。我為歐洲布里爾出版社主編兩套叢書，在此就想以個人經(jīng)驗為例，談談相關的問題。布里爾在歐洲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牌出版社，1683年在荷蘭萊頓創(chuàng)立，出版各種學術著作、期刊、書目和參考書，內(nèi)容廣泛，包括學、法學和人文學科各個領域。自19世紀末的1890年以來，布里爾就一直出版一份專門研究傳統(tǒng)中國的學術刊物《通報》，在國際漢學界享有很高聲譽。布里爾近年來又出版一套專門把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的叢書，題為“布里爾中國人文學術叢書”，由我和德國哥廷根大學施耐德教授共同主編。2007年以來，我們已經(jīng)出版了六部中文學術著作英譯本，包括洪子誠、陳平原、陳來、駱玉明、榮新江和葛兆光等人很有影響、能夠代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成果的著作。不久還會有朱維錚、羅志田、何懷宏、蔣寅等學者的著作陸續(xù)翻譯出版。我為這套叢書寫了一篇總序，印在每部書前面，其中我提到中國在“文革”后經(jīng)過改革開放，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整個社會發(fā)生巨大變化，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引人注目。隨著整個中國的改變，中國的學術研究也相應有很大變化，所以我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學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本土的學術，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理由再繼續(xù)這樣無視中國學術，“現(xiàn)在時機已到，西方學者和其他感興趣的讀者應當接觸來自中國的觀點看法，而把重要的中文學術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就是在這樣接觸中走出的重要一步?！庇捎诓祭餇柺菤W洲有名望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書基本上歐美大學圖書館都會收藏，所以我們這套中國人文研究叢書使中國學者優(yōu)秀的著作進入了歐美大學的圖書館，也就進入了西方學術研究參考的范圍。這套叢書印制精美，在歐美學界已經(jīng)產(chǎn)生一定影響，只要保持質(zhì)量，長期堅持，對于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和學術成果，就必定能作出不小的貢獻。保持質(zhì)量一是選擇好書，再就是選擇好的譯者，這兩件事都不易，而尋找合格合適的譯者，尤其困難。在這方面，由于布里爾有自己人脈聯(lián)系的網(wǎng)絡，可以找到愿意從事中譯英工作的譯者，所以相對而言也比較順暢。

　　由于人文研究叢書的成功，布里爾出版社又在去年設立“東亞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由我和波士頓大學的魏樸和教授共同主編。雖然這套書出版直接用英文寫的書稿，但叢書性質(zhì)是文學和文化的比較研究，而在這方面，我認為錢鍾書先生的《七綴集》最具代表性，可以作為研究典范，所以決定把《七綴集》的英譯本作為這套叢書開頭的第一部出版。恰好一位新西蘭漢學家鄧肯已把此書譯完，他的譯稿經(jīng)過進一步仔細修改，由我寫了一篇序，又得到楊絳先生同意，2014年初由布里爾出版了《七綴集》英譯本，并由此推出布東亞粊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編輯這兩套叢書，尤其把在中文學術著作譯成英文出版的第一套叢書，使我體會到翻譯之重要，也認識到翻譯之困難。自古以來，翻譯就幫助人們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和障礙，使不同民族可以互相了解、和睦共處。隨著了解的深入，對翻譯的需要、要求及標準也隨之提高，在我們這個時代，翻譯變得更為重要。提高外語教學質(zhì)量，培養(yǎng)更多更好的翻譯人才，加強國際合作交流，這是解決文化傳播最根本的辦法。